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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烨，上学去了！”第二天清早，杨正和杨浪睡意未消地站在他家大门口，脖子往前一伸，扯着嗓子喊他，声音此起彼伏，就像是两只公鸡在争相打鸣，看看谁叫得更好。两人卖力喊完之后，虽面红脖子粗，但感觉精神多了。
“烨烨，快起来了！”早已在灶房里忙碌的老人，晕头转向，差点忘记。闻声，也朝着楼上喊了一声，及时“亡羊补牢”。
“来啦，来啦！”杨烨是经常性身体未动，声音先行。
杨烨是极不情愿爬出被窝去上学的。自从上学以来，杨烨每月平均会有四次罢学，每次都是老人拿着棍棒或者刺条撵着他去上学的。老人就像是一个反动统治下属的“军警”，伙同她手里的警棍或是步枪，孜孜不倦地制止着手无寸铁游行示威的“学生”，嘴上还不忘时刻挂着教育话语——“学生不应有其他歪念想，应该去学校里好好学习，做好本分。”
杨烨或许会大声抗议道：“国都快亡了，还怎么学习；家都破了，还学什么屁。”是的，杨烨家破了，从他出生后不久就已经破了。——“破罐子破摔，不好吗？”
深恶痛绝的上学路上，老人拿着“武器”费力地走在后面，杨烨拖着破烂书包无奈地走在前面，都往学校方向。杨烨经过历次“战斗总结”，得出如下“应对策略”：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最后，老人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只能拼着老命“送佛送到西”——一口气直接送杨烨到教室里。
以至于到后来，校长对老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每次开学典礼或者家长会上，他都会热泪盈眶地拿她作为家长典范，历数做家长的是如何如何的不易，引得下面家长先是一片感慨唏嘘，后是一阵欢呼喝彩。
其实，杨烨不仅被村里的人欺负，也被学校里的人欺负。就连连接学校和破家的这条山路上，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次被人打翻在地。吃了多少土，喝了多少泥水，流了多少眼泪，无法估计，不能计算。
从前不似后来。穷乡僻壤之地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从大人到小孩，日复一日玩的就那几样。虽然杨烨经常被村里半大孩子欺负，但他似乎有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放学后还是愿意冒着被打被骂的风险和他们混在一起。
杨烨跟他们一起混的时候，大致有如下光辉履历：一起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偷东西、一起躲在某家屋里看黄色光碟录像、一起爬上墙头偷看女人洗澡、一起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抽烟喝酒、一起在某个大雨天或是大雪天户外弹玻璃球、一起乘放牛时间打牌赌纸等等。
他们都伪装得很好，在自己家长面前乖巧懂事，看见邻居，嘴巴更是像吃了蜂蜜一样甜。有时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或是东窗事发，他们总会不假思索，立马揪出杨烨垫背。就像是一位位正义凛然的“探长”，经过不辞辛劳地抽丝剥茧，“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们抓住了杨烨这个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有时候要是他们心里不愉快、找不到乐子了，他们就会把杨烨拖到一个大人看不见的僻静地方，暴打一顿。场面犹如：陕西大汉癫狂地击打着腰间腰鼓，以此来发泄不满的情绪亦或去除劳累的疲倦，然后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宛若江南三月桃花盛开。
动物世界里讲究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人类社会里也有：一个人要是在比他强大的人那里负了气，那他一定会找一个比他弱的人来出气。他就是处在半山腰的那个人，对山顶的人唯唯诺诺，对山脚的人拳打脚踢，不敢仰看山顶，索性转身，死亡凝视山脚。
即使杨烨一次次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巴结讨好他们。对于杨烨来说，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总在无时无刻地吸引着他去靠近去献身。杨烨就像是四月份里一只发情的公狗，总在日思夜想，追寻着他们那群凶神恶煞的母狗的足迹。
在杨烨被打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护着脸，他怕老人看见难过伤心，他也从来不会对老人说，他被谁谁打了。有时候不可避免，老人发现了杨烨身上的淤青，她流着泪问他，他也缄口不答。祖孙俩都知道，说出来也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索性不如付与沉默，至少还有一个痛苦的氛围。
由于杨烨做替罪羊的次数多了，邻居大人们本来对他家就没什么好印象，便更加不喜杨烨。再加之，杨烨在姑妈家拿了十块钱这件事，经过杨烨的姑爷来到院落里“奔走呼号”，大肆渲染，以至于在院落里传得沸沸扬扬。从此以后，杨烨“臭名昭著”，邻居深信不疑：杨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孩子。他们看见杨烨就像看见瘟神一样，并且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和他玩，因为他们深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也源自他们常说的“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的经验之谈。不言而喻，杨烨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一个“坏孩子”经历了一个过程，就如同当年大厦将倾的中国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经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事件。
但是邻居大人们对村里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那为人处世的态度就一百八十度的不同了。杨烨每次看到他们遇见“贵人”时，脸上浮出的那种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的媚相，都觉得像是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遇见了一坨“清香弥漫”的牛屎一样，别提多开心、多激动。
学校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杨烨都坐在教室的最后面。
老师不喜欢他，他也就从来不听课；同学嘲弄他，他也就从来不和他们玩。杨烨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巴结任何一个人，任每一个人羞辱。一天之中，从来校到离校，期间除了上早操和上厕所，他几乎不会蹋出教室门外一步。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乡上逢五、逢十赶集的天，一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杨烨就会“马不停蹄”地去找在学校旁边街上卖菜多年的老人。这是迎春真正出现之前，在他生命里，关于学校最开心的事情。
乡里每隔五天赶一次集，头天夜里，老人就要把拿去卖的菜准备好。老人会从每次要卖的几样菜里，都挑出一点最好的，放进一个单独的塑料袋里，装好。这是杨烨侥幸不死之后，老人都在做的事情。
第二天很早的时候，老人再把菜按照轻重顺序，依次放进背篓里，以免压坏，影响卖相。装在塑料袋的菜会被她优待地放在最上面。对于老人来说，每一次赶集卖菜都是极其痛苦的，面对几里远的山路，她越来越不行的身体，中途不知道要走走停停，休息多少次。但她从来都不和杨烨同行，也从来没想过要孙子给她分担一些负担。
开心是因为：在赶集的天，杨烨能从老人那里拿到五毛钱的零花钱。他会高高兴兴地去买一点小孩子都喜欢吃的零食，然后独自一人坐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里，尽情享用，犒劳住在他胃里馋了五天或者十天的一直都喂不饱、满足不了的大馋虫。但有些时候，杨烨会在老人经常卖菜的地方找不到老人。在返回教室的路上，杨烨整个人低着头哭得稀里哗啦。
“杨烨，上学去了！”第二天清早，杨正和杨浪睡意未消地站在他家大门口，脖子往前一伸，扯着嗓子喊他，声音此起彼伏，就像是两只公鸡在争相打鸣，看看谁叫得更好。两人卖力喊完之后，虽面红脖子粗，但感觉精神多了。
“烨烨，快起来了！”早已在灶房里忙碌的老人，晕头转向，差点忘记。闻声，也朝着楼上喊了一声，及时“亡羊补牢”。
“来啦，来啦！”杨烨是经常性身体未动，声音先行。
杨烨是极不情愿爬出被窝去上学的。自从上学以来，杨烨每月平均会有四次罢学，每次都是老人拿着棍棒或者刺条撵着他去上学的。老人就像是一个反动统治下属的“军警”，伙同她手里的警棍或是步枪，孜孜不倦地制止着手无寸铁游行示威的“学生”，嘴上还不忘时刻挂着教育话语——“学生不应有其他歪念想，应该去学校里好好学习，做好本分。”
杨烨或许会大声抗议道：“国都快亡了，还怎么学习；家都破了，还学什么屁。”是的，杨烨家破了，从他出生后不久就已经破了。——“破罐子破摔，不好吗？”
深恶痛绝的上学路上，老人拿着“武器”费力地走在后面，杨烨拖着破烂书包无奈地走在前面，都往学校方向。杨烨经过历次“战斗总结”，得出如下“应对策略”：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最后，老人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只能拼着老命“送佛送到西”——一口气直接送杨烨到教室里。
以至于到后来，校长对老人的印象极为深刻，每次开学典礼或者家长会上，他都会热泪盈眶地拿她作为家长典范，历数做家长的是如何如何的不易，引得下面家长先是一片感慨唏嘘，后是一阵欢呼喝彩。
其实，杨烨不仅被村里的人欺负，也被学校里的人欺负。就连连接学校和破家的这条山路上，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次被人打翻在地。吃了多少土，喝了多少泥水，流了多少眼泪，无法估计，不能计算。
从前不似后来。穷乡僻壤之地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从大人到小孩，日复一日玩的就那几样。虽然杨烨经常被村里半大孩子欺负，但他似乎有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放学后还是愿意冒着被打被骂的风险和他们混在一起。
杨烨跟他们一起混的时候，大致有如下光辉履历：一起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偷东西、一起躲在某家屋里看黄色光碟录像、一起爬上墙头偷看女人洗澡、一起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抽烟喝酒、一起在某个大雨天或是大雪天户外弹玻璃球、一起乘放牛时间打牌赌纸等等。
他们都伪装得很好，在自己家长面前乖巧懂事，看见邻居，嘴巴更是像吃了蜂蜜一样甜。有时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或是东窗事发，他们总会不假思索，立马揪出杨烨垫背。就像是一位位正义凛然的“探长”，经过不辞辛劳地抽丝剥茧，“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们抓住了杨烨这个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有时候要是他们心里不愉快、找不到乐子了，他们就会把杨烨拖到一个大人看不见的僻静地方，暴打一顿。场面犹如：陕西大汉癫狂地击打着腰间腰鼓，以此来发泄不满的情绪亦或去除劳累的疲倦，然后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宛若江南三月桃花盛开。
动物世界里讲究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人类社会里也有：一个人要是在比他强大的人那里负了气，那他一定会找一个比他弱的人来出气。他就是处在半山腰的那个人，对山顶的人唯唯诺诺，对山脚的人拳打脚踢，不敢仰看山顶，索性转身，死亡凝视山脚。
即使杨烨一次次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巴结讨好他们。对于杨烨来说，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总在无时无刻地吸引着他去靠近去献身。杨烨就像是四月份里一只发情的公狗，总在日思夜想，追寻着他们那群凶神恶煞的母狗的足迹。
在杨烨被打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护着脸，他怕老人看见难过伤心，他也从来不会对老人说，他被谁谁打了。有时候不可避免，老人发现了杨烨身上的淤青，她流着泪问他，他也缄口不答。祖孙俩都知道，说出来也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索性不如付与沉默，至少还有一个痛苦的氛围。
由于杨烨做替罪羊的次数多了，邻居大人们本来对他家就没什么好印象，便更加不喜杨烨。再加之，杨烨在姑妈家拿了十块钱这件事，经过杨烨的姑爷来到院落里“奔走呼号”，大肆渲染，以至于在院落里传得沸沸扬扬。从此以后，杨烨“臭名昭著”，邻居深信不疑：杨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孩子。他们看见杨烨就像看见瘟神一样，并且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和他玩，因为他们深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也源自他们常说的“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的经验之谈。不言而喻，杨烨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一个“坏孩子”经历了一个过程，就如同当年大厦将倾的中国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经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事件。
但是邻居大人们对村里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那为人处世的态度就一百八十度的不同了。杨烨每次看到他们遇见“贵人”时，脸上浮出的那种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的媚相，都觉得像是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遇见了一坨“清香弥漫”的牛屎一样，别提多开心、多激动。
学校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杨烨都坐在教室的最后面。
老师不喜欢他，他也就从来不听课；同学嘲弄他，他也就从来不和他们玩。杨烨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巴结任何一个人，任每一个人羞辱。一天之中，从来校到离校，期间除了上早操和上厕所，他几乎不会蹋出教室门外一步。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乡上逢五、逢十赶集的天，一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杨烨就会“马不停蹄”地去找在学校旁边街上卖菜多年的老人。这是迎春真正出现之前，在他生命里，关于学校最开心的事情。
乡里每隔五天赶一次集，头天夜里，老人就要把拿去卖的菜准备好。老人会从每次要卖的几样菜里，都挑出一点最好的，放进一个单独的塑料袋里，装好。这是杨烨侥幸不死之后，老人都在做的事情。
第二天很早的时候，老人再把菜按照轻重顺序，依次放进背篓里，以免压坏，影响卖相。装在塑料袋的菜会被她优待地放在最上面。对于老人来说，每一次赶集卖菜都是极其痛苦的，面对几里远的山路，她越来越不行的身体，中途不知道要走走停停，休息多少次。但她从来都不和杨烨同行，也从来没想过要孙子给她分担一些负担。
开心是因为：在赶集的天，杨烨能从老人那里拿到五毛钱的零花钱。他会高高兴兴地去买一点小孩子都喜欢吃的零食，然后独自一人坐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里，尽情享用，犒劳住在他胃里馋了五天或者十天的一直都喂不饱、满足不了的大馋虫。但有些时候，杨烨会在老人经常卖菜的地方找不到老人。在返回教室的路上，杨烨整个人低着头哭得稀里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