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七章：韩云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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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二次视察内军区的消息很快就以秘密渠道发到了内军区，不过这个消息除了韩云华之外也只有罗政委一个人知道，除此之外连负责传送接受电报的报务员都被下达了封口令。
主席北上塞北对于韩云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党中央还是信任内军区的，否则主席不会冒险在这个时候视察塞北。要知道就算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主席也只出过一次延安，那还是在韩云华的大力邀请下才成行的。
但是韩云华依然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历史上连续出现过好多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要杀个血流成河，最严重的两次就是王明在中央苏区搞得那次大肃反以及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两次肃反严重动摇党的基础。
说起这两次肃反韩云华就心凉不已，虽然和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大清洗不能相比，但是要是将当时苏联和红军的实力进行一次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央肃反并不比苏联的那次大清洗小多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共经过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的名单。这36人，应该说其中许多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是共和国的领袖和元帅、大将等。其中8位是在战争期间牺牲或殉职的烈士，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人们比较熟悉;至于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或许就有人感到陌生了。这是由于他们牺牲较早，而且是“被错杀”的。而之所以被错杀，就是因为那几次规模巨大的肃反运动。
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无不谈虎色变。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直到现在仍让人们讳莫如深。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真实全面的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反更能让人们清醒的认识那段历史。尽管韩云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原住民，但是对于连续两次大肃反韩云华还是知道一点的。
中央苏区之前的肃反到底是肃反什么，韩云华其实知道的并不多。他只知道是肃b团，肃社会民主党。一说起思凡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b团了，什么是b团？说清这事还得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讲起。要是展开了说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简要地说这个b团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时期，国共两党通过合作实现了双赢。中员不仅直线上升，而且在内部发展了相当党员。这种良好的国共合作局面却让右派感到非常不安。到第一次北伐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更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1月到12月，为篡夺由左派及所撑握的江西省党部，蒋介石专门策划成立了一个反人民的反动组织，取名为b团。即取英文单词ni-blevi的头两个字母组成，意为反布尔什维克。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领导纵容之下，制造了一连串的镇压工农、屠杀工农领袖的血案。著名的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三六”惨案就是由b团一伙干的，在b团的破坏下，江西省党部很快被b团所篡取。
b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江西人与左派的愤慨。为保卫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1927年4月2日，江西人在朱德等的领导下，发起了对b团的猛烈进功，彻底打悼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b团，b团解体不复存在。
原本b团的历史应该到这里要结束了，但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b团到底还有没有残余。加上各派为了争权夺利，也一度借b团对大革命的破坏，攻击蒋介石，这更让中共感觉b团仍然存在。
至于中央苏区大肃反的功过是非韩云华并不想评价，但是那次大肃反杀的人确实不少，据韩云华所知，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成立后，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整个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抓了b团约4400人，杀了2000多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之后又杀了几十个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6届县委都打成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苏区大肃反造成了党在建国前最多最惨的冤案，多少忠魂变成冤魂。最后还是周恩来下决心必须纠正肃反扩大化，才使得这场浩劫来了个紧急刹车。周在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形成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过去对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及执行。”
在周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军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派李克农率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细致审查在这些地方关押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b团、社民党、改组派错案全部平反，让蒙受冤屈的革命者重见天日。后又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平反了红军中的一些冤假错案，将政治保卫工作纳入了中委领导下的轨道。
其实这次中央苏区的肃反并不是后果最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要数红四方面军的那次大肃反。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此人想必大家都清楚，此人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首先遭殃的就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当时那是杀红了眼，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
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这两次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实力，之后红军连续惨败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次军区遭到干部审查团的调查逼供，导致近百名指战员死亡，其中还包括资格较老的刘明远等人，这让韩云华心惊不已。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他韩云华就是一个粉嫩的新人白丁，要资历没资历，要党内威望没威望，根本不用中央发话他这个军区司令员就可能自然失踪。
更为严重的是，内军区现在几乎一半以上的部队是解救的俘虏和转正的伪军俘虏组成的，这些人放到哪里都不是清白之人，要是一旦这场运动真的弄成了肃反运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作为内军区的司令员，自家的事情自家当然清楚地很，内军区虽然战斗力强悍，实力强横，但是要是比资历和出身，别说和由红军的老底子组建而成的115、120、129这几个师相比了，就算是比起晋察冀军区也差了不少。红一军团1.5万人都能杀几千人，韩云华不敢想象内军区百万问题大军会被处决多少，所以这一次他真的是怕了，自重生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韩云华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RO
主席二次视察内军区的消息很快就以秘密渠道发到了内军区，不过这个消息除了韩云华之外也只有罗政委一个人知道，除此之外连负责传送接受电报的报务员都被下达了封口令。
主席北上塞北对于韩云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党中央还是信任内军区的，否则主席不会冒险在这个时候视察塞北。要知道就算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主席也只出过一次延安，那还是在韩云华的大力邀请下才成行的。
但是韩云华依然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历史上连续出现过好多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要杀个血流成河，最严重的两次就是王明在中央苏区搞得那次大肃反以及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两次肃反严重动摇党的基础。
说起这两次肃反韩云华就心凉不已，虽然和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大清洗不能相比，但是要是将当时苏联和红军的实力进行一次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央肃反并不比苏联的那次大清洗小多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共经过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的名单。这36人，应该说其中许多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是共和国的领袖和元帅、大将等。其中8位是在战争期间牺牲或殉职的烈士，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人们比较熟悉;至于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或许就有人感到陌生了。这是由于他们牺牲较早，而且是“被错杀”的。而之所以被错杀，就是因为那几次规模巨大的肃反运动。
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无不谈虎色变。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直到现在仍让人们讳莫如深。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真实全面的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反更能让人们清醒的认识那段历史。尽管韩云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原住民，但是对于连续两次大肃反韩云华还是知道一点的。
中央苏区之前的肃反到底是肃反什么，韩云华其实知道的并不多。他只知道是肃b团，肃社会民主党。一说起思凡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b团了，什么是b团？说清这事还得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讲起。要是展开了说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简要地说这个b团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时期，国共两党通过合作实现了双赢。中员不仅直线上升，而且在内部发展了相当党员。这种良好的国共合作局面却让右派感到非常不安。到第一次北伐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更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1月到12月，为篡夺由左派及所撑握的江西省党部，蒋介石专门策划成立了一个反人民的反动组织，取名为b团。即取英文单词ni-blevi的头两个字母组成，意为反布尔什维克。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领导纵容之下，制造了一连串的镇压工农、屠杀工农领袖的血案。著名的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三六”惨案就是由b团一伙干的，在b团的破坏下，江西省党部很快被b团所篡取。
b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江西人与左派的愤慨。为保卫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1927年4月2日，江西人在朱德等的领导下，发起了对b团的猛烈进功，彻底打悼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b团，b团解体不复存在。
原本b团的历史应该到这里要结束了，但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b团到底还有没有残余。加上各派为了争权夺利，也一度借b团对大革命的破坏，攻击蒋介石，这更让中共感觉b团仍然存在。
至于中央苏区大肃反的功过是非韩云华并不想评价，但是那次大肃反杀的人确实不少，据韩云华所知，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成立后，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整个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抓了b团约4400人，杀了2000多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之后又杀了几十个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6届县委都打成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苏区大肃反造成了党在建国前最多最惨的冤案，多少忠魂变成冤魂。最后还是周恩来下决心必须纠正肃反扩大化，才使得这场浩劫来了个紧急刹车。周在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形成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过去对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及执行。”
在周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军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派李克农率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细致审查在这些地方关押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b团、社民党、改组派错案全部平反，让蒙受冤屈的革命者重见天日。后又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平反了红军中的一些冤假错案，将政治保卫工作纳入了中委领导下的轨道。
其实这次中央苏区的肃反并不是后果最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要数红四方面军的那次大肃反。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此人想必大家都清楚，此人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首先遭殃的就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当时那是杀红了眼，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
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这两次肃反严重削弱了红军的实力，之后红军连续惨败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次军区遭到干部审查团的调查逼供，导致近百名指战员死亡，其中还包括资格较老的刘明远等人，这让韩云华心惊不已。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他韩云华就是一个粉嫩的新人白丁，要资历没资历，要党内威望没威望，根本不用中央发话他这个军区司令员就可能自然失踪。
更为严重的是，内军区现在几乎一半以上的部队是解救的俘虏和转正的伪军俘虏组成的，这些人放到哪里都不是清白之人，要是一旦这场运动真的弄成了肃反运动，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况且作为内军区的司令员，自家的事情自家当然清楚地很，内军区虽然战斗力强悍，实力强横，但是要是比资历和出身，别说和由红军的老底子组建而成的115、120、129这几个师相比了，就算是比起晋察冀军区也差了不少。红一军团1.5万人都能杀几千人，韩云华不敢想象内军区百万问题大军会被处决多少，所以这一次他真的是怕了，自重生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韩云华第一次感觉到了危机。RO